黄会林:电影民族化的探索者 | 专访

时间:2019-04-14 08:00:01 来源:ofweek公众平台 当前位置:晓宇说设计 > 世界 > 手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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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民族化的探索者——黄会林

本报记者 许莹



11月的最后一天,84岁高龄的黄会林一大早就来到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第九届年会会场,尽管筹备会议的工作有条不紊,但她还是更愿意亲力亲为,最后再认真检查一遍桌上的嘉宾桌签。此次会议共邀请来自美国、法国、瑞士、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新加坡、巴西等国嘉宾与我国专家学者共计60余位,他们从“当代与传统”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机制与当前状况。事实上,自2011年开始,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都是黄会林将海内外专家学者“请进来”的日子,新朋旧友欢聚一堂,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添砖加瓦。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黄会林自觉的、民族化的学术立场与落脚点,而回溯过往,这也正是先生创建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的出发点。


可以“翻译”,绝不能“翻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正在北师大附中读书、年仅16岁的黄会林为“保家卫国”报名参军了。在朝鲜战场一次保卫清川江战役中,她所在的团牺牲了百余位战友。最危险的一次,两颗炸弹就在她身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对中国文化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在这场关乎生死的战争中植入了黄会林的意识之中。


1992年,黄会林开始创建影视学科,田家炳先生决定捐资北师大艺术系建楼,田家炳与黄会林在当时艺术系的办公室合影


1992年,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已经34年的黄会林开始创建影视学科。“当时校领导认为,北师大应该创建中国高校的影视学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我的同伴,我们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辅仁校区,从零起步,在综合类高校开设影视学科,我们是第一家。1993年,我们获得了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点,并首次开办了大学生电影节。1995年,我们被批准开设‘电影学’博士点。”拿到博士点后,黄会林夜不成寐,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专业院校对于综合类高校进行影视学科人才培养是存疑的,另一方面,黄会林自己对于如何把北师大的影视学科建设好,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也心里打鼓。研究生院的领导告诉她说:“老太太,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博士点是滚动的,如果您做得好,那没问题;如果您做不好,轻则黄牌警告,重则红牌拿下。”年届花甲的黄会林彻夜未眠,心想,被拿下还不如没有做。她查阅了与电影相关的各类报刊,查来查去发现,1995年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大都是西方理论,旁征博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借用社会学、女性主义等西方文化理论覆盖到中国电影上。黄会林顿悟——北师大要想建立中国电影学科,必须高举民族化旗帜。在她看来,中国电影要发展,西方理论、技巧可以翻译,但绝不能翻版,完全照搬西方理论,就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终失去自己。北师大博士点进行理论研究,主张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完成独特的追求。在这一背景下,被同行专家誉为对创建中国影视美学的本土体系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丛书出版,共8本。丛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首开刊登影视论文的先例,这组笔谈共刊发了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中国影视美学的四篇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总结民族化的影视艺术发展规律,是影视理论界应当探讨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就现有理论来看,绝大多数是西方影视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本土化的影视理论研究比较缺乏,尚未见到‘中国影视美学研究’这一系统论题的正式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论题无疑具有“处女地”开垦的重要价值。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黄会林特别推崇四个字——知行合一。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王阳明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也就是说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黄会林认为,建立一个学科需要三根支柱,第一根是教学,教学是大学的基本任务;第二根是科研,没有科研,教学没有后劲儿,不能生长;第三根是实践,没有实践,便如墙上芦苇、山中竹笋,理论便成为束之高阁的东西。从第一个五年延续至今的大学生电影节是黄会林实践知行合一的产物,她从不将大学生电影节当作校园文化活动来看,而将其视作教学中的实践部分。到了第二个五年,黄会林抓住了电影民族化的根本——受众。所有一切艺术创造,必须源于受众,检验自受众。“所以第二个五年,我们申请到了关于影视受众的国家级与北京市级课题项目,又做了八本书,名叫《影视受众研究丛书》,这八本书以《中国影视受众论》打头,从人文、社会、受众心理、审美、市场、收视规律,以及‘受众调查与研究’等角度出发,主要研究中国影视受众,其中对外国受众的研究是作为比对样本出现的。”



到了第三个五年,黄会林又进一步深入,选取了受众中最独特、最核心的“未成年人”做研究。她带着学生深入到各中小学、乃至“少管所”进行调研,发现少管所里许多小孩的犯罪行为都是从影视作品中习得的。研究中国影视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黄会林采取了广泛的问卷调查方法,调查范围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她沉痛地告诉记者,“当年我们还去了汶川做小学生受影视文化影响的问卷,头一天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做了问卷,第二天汶川大地震,整个小学都陷了下去。”10年里,问卷被单独存放于北京师范大学。力透纸背的,还有生命的重量。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15年的岁月如白驹过隙,黄会林也到了古稀之年。她卸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后,又组建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而问卷调查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并作为其博士生的一门课——《中国影视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保留了下来。每年,共有1500份外文问卷面向全球发放,这些问卷,成为反映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力的“晴雨表”。黄会林带领学生对全球调研数据进行系统梳理,提炼出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的问题与对策,汇总入每年一部的《银皮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在今年发布的第7本“银皮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成绩,例如中国电影反映、建构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在北美地区传播呈积极态势等,也能看到,宣发薄弱成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主要障碍,中文对白与中式表演影响观影效果等问题。


电影有“三品” 当立民族魂


在黄会林看来,电影有三个“品”字——“商品”,要花钱买票去看;“产品”,质量是产品的特性;“作品”,是一种精神产物,必须具有创造性与民族性。黄会林坦言,现在多少有些纠结,大学生电影节已经走过25个年头了,近几年每年申报参加大学生电影节评奖的作品差不多有300部,虽然也有拔尖儿的,但总觉得还不够充分。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国电影的三次高潮中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中国电影一路崎岖,风雨兼程。在黄会林看来,中国电影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但在电影方面却是异军突起。上世纪初年起步的中国电影,在当时,“鸳鸯蝴蝶派”等影片占据着市场。但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广大民众不再满足于这些言情、武侠电影,而是要求电影紧密结合国家危亡的形势。随后,中国影坛出现了一些有情怀的、进步的左翼电影。1932年,中国共产党派夏衍等人进入电影界,争取团结一批电影人,希望能够使得中国电影有所改观。夏衍在明星影片公司创作的第一部作品《狂流》,以“九一八事变”后的大水灾为背景,表现了当时中国封建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压迫,以及农民奋起反抗的情景。


1983年与夏衍在一起


《狂流》一经推出,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后夏衍又改编了茅盾的《春蚕》,被意大利电影界认为是新写实主义的起点。《春蚕》突出了“丰收成灾”的悲剧,深沉地展现出外资侵略和连年战乱下的中国农村现实,上映后又一炮打响。在夏衍周围,还有许多像洪深、田汉、阳翰笙、赵丹、聂耳等纷纷加入到左翼电影的创作中,出现了《神女》《渔光曲》《桃李劫》《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进步作品。上世纪40年代,《万家灯火》《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都是深受当时百姓欢迎的作品。可以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可以立于世界之林的作品。


《马路天使》剧照


中国电影的第二个高潮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文学艺术创作也是从旧的规范走向一个全新的世界。工农兵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很多知名老作家抛弃了他们原来熟悉的生活,转过头来写工农兵。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白毛女》《南征北战》《董存瑞》《祝福》《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旗谱》《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儿女》《早春二月》等作品,还有少数民族电影,例如《五朵金花》《达吉和她的父亲》《阿诗玛》等。人们不应该低估“十七年”电影取得的辉煌成就。


《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


第三个高潮期就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伤痕电影与当时学习西方电影精华拍摄的作品,一改往日风貌。例如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李俊的《归心似箭》,张铮的《小花》,王启民、孙羽联合执导的《人到中年》,赵焕章的《喜盈门》,以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导演的作品,类型丰富,大受欢迎。从这三次高潮中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当立民族魂。黄会林认为,电影产业化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这种市场经济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有魂的,而不仅仅是以追求利益为出发点。中国电影创作始终呼唤内容为王,质量为先。”


《小花》剧照


民族化的治学思路被黄会林延续至今天。她与弟子们共同捐资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会林文化基金,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输血”,提供保障。例如由基金赞助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通过外国青年电影人的独特视角,在中方志愿者一对一配合下,每人拍摄完成10分钟中国文化纪录短片。截至2018年,研究院已组织来自全世界55个国家的508名青年,完成了507部短片,斩获100余项国际奖;再如基金设立的“会林文化奖”,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出中、外各一位获奖者,各奖励人民币30万元,迄今已累计评选出8位中、外籍获奖人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正加入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中来。对此,她一再强调,“所有的工作展开和成果呈现,都离不开所在团队和老伴绍武的鼎力支持”。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2月19日4版

本期编辑 |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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